文/煮酒君

清朝时期的“康雍乾”三朝，是大清帝国鼎盛时代，历来被后世所推崇，誉为“康乾盛世”。中国在这三位有为的皇帝所治理下，其统治疆域仅次于元代，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少有的幅员辽阔的国家。也因为它的武功，奠定了中国现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雏形，而它不仅在深度上，也在广度上，都超过了历代。

在一百年多年中，政局稳定，经济发展，清朝的中央政府做了很多大事。调动全国人力、武力抵御了俄罗斯的扩张；彻底消灭了准噶尔汗国，收复了新疆；打击了西藏的叛乱；治理西南，“改土归流”；收复台湾等。同时，在文化上也有很大发展，譬如编修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康熙字典》，直到现在，这些伟业还在润泽后代。

虽然“康雍乾”时期留给后代一些珍贵的资产，但是也让中国失去了很多东西。而且失去的代价，甚至其后的一个世纪都能感到它的沉重。譬如，闭关锁国的制度，彻底隔绝了与国外的交流，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工业文明失之交臂。其后发生的鸦片战争，以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，皆与此有关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这三朝“有为”君主的治理下，文字狱大兴，文化思想领域万马齐喑，尤其是雍正、乾隆时期，厉行集权，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被整肃杀头，导致人才不断消磨，官僚腐朽，不仅国家的生机被窒息，抵御敌人的实力也在乾纲独断之中迅速消减。

纵观康、雍、乾三朝的文字狱，发展趋势有高有低、有严有松，但是大趋势是愈来愈炽烈。康熙少年登基，朝中一切政事，基本上无从插手，直到在一六六九年五月，也就是康熙八年，他开始亲政，结束了四位辅佐大臣的联合执政时代。他开始控制“文字狱”的泛滥，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，从康熙亲政到“《南山集》案”发，在康熙统治的四十年内，只发生过一起较为著名的“朱方旦案”。当时的知识界很是活跃。一些前朝的遗老开始撰写明朝的历史，譬如有计六奇的《明季南略》、《明季北略》，温睿临的《南疆逸史》等，都在这时期完成。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左“夷狄”，右“异类”，康熙也不以为杵。甚至还专门规定：“凡旧刻文卷，有国讳勿禁；其清、明、夷、虏等字，则在史馆奉上谕，无避忌者。”康熙时期，总体来讲，对于知识界，思想领域的控制并不严厉，不少案件其实汉族知识分子之间互相攻讦、构陷所致。康熙曾经对李光地说：“你们相倾相害，满洲谁害汝！”

雍正执政后，“文字狱”开始严厉起来，案件也增多。雍正三年十二月，大将军年羹尧被雍正赐死，接着便发生了汪景祺的“《西征随笔》案”和钱名世的“作诗寄赠年羹尧案”，这其实在清理年羹尧的余党。汪景祺是年羹尧的幕宾，他曾经写诗讽刺康熙，诅咒“雍正”年号有“一止之象”，所以被清朝政府认定犯了”悖逆”的大罪，而且他还在《功臣不可为论》中写道，劝年羹尧别打算做功臣，如果坚持这么做，结果必然会因为功高震主，而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些话怎么会容于清朝政府，所以，雍正抓住汪景祺，直接将其砍头处死。

钱名世在当时属于著名文化人，很有点社会地位，他看到年羹尧位高权重，便刻意吹捧，当年羹尧被雍正处死后，他曾经的马屁诗作转眼变成了“朋党”罪证。雍正以“文词谄媚奸恶，为名教所不容”为由，革去其职务，发回原籍。并且还让地方官员把他亲自书写的“名教罪人”四个字的牌匾，悬挂在钱名世的住宅门上，要求地方官定期查看，如果未悬挂，当即治罪。这样还不算，雍正发动朝中官员，人人表态，而且要求写诗攻击钱名世，最后编辑成书，交给钱名世保存。雍正下令，出版这些“刺钱”的诗文，以《御制钱名世》为书名，向各省的学校颁布一部，用以教训天下的读书人。这种“打翻在地，还要踏上一万只脚”的做法，虽然没有砍脑袋，但是却诛其心，生前蒙羞，死后也遗臭万年。而雍正则靠着严酷的措施，让统治下的全国知识分子彻底来了一场“触及灵魂”的“洗澡”运动。

乾隆登基后，因为父亲的口碑在知识分子中实在太差，同时清朝政府也彻底的巩固了统治基础，便开始调整雍正时期的极端做法，文禁不再如前朝严酷。乾隆在执政前十年，除了“谢济世私注经书案”，几乎没有特别重大的文字狱。谢济世在雍正时期因为私注《大学》被惩罚，乾隆执政后，他被重新起用，官复原职，担任御史。谢济世觉得机会来临，重新将自己私注的经书送给乾隆，并且上疏，建议：“去邪勿疑”、“出令勿贰”。这一下触怒了乾隆，皇帝因地位特殊，当然可以指摘皇考之中的一些失误，哪里能够让手下大臣说东道西。乾隆对谢济世极为不满，斥责他“摭拾浮言”。谢济世中央的官既然做不成，贬谪为湖南粮储道回到老家奉养老娘。可是湖南巡抚蒋溥早就与他有矛盾，看他灰头土脸回到老家，趁机落井下石。蒋溥秘密给乾隆上书，声称谢济世刊印《大学注》、《中庸疏》。乾隆就让湖广总督孙嘉淦彻查此事，但故意给孙的指示中写道：“（谢济世）识见迂左”，“至其居官，朕可保其他也”。这摆明了乾隆不想扩大此事。随后，谢济世的书籍被毁版销毁，而官位依然保留。

但是乾隆十六年开始，全国各地出现伪造孙嘉淦的奏稿一案后，乾隆便开始大兴文字狱。孙嘉淦是当时朝中著名的敢于直谏的大臣，在此前的一年七月，江西千总卢鲁生和守备刘时达为了阻止乾隆劳民伤财的南巡，合谋伪造了孙嘉淦指责高宗失误的奏稿。乾隆发现后，开始彻查，这一查不要紧，全国各省乃至西南土司地区，都有伪造的奏稿暗中传阅。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，乾隆南巡的不得人心。乾隆看到继续查下去，有可能得不偿失，对自己不利，便终止了调查，将卢鲁生凌迟处死，两个儿子处斩，刘时达处斩，草草结案。

乾隆虽然除掉了伪造者，但是，也知道仅仅他们两个基层小官伪造的奏稿，绝无可能遍及全国，这背后的“黑手”只要一天不揪出，乾隆便一天不安心。他时而怀疑是曾静张熙的余党所为，时而认为这是反清的汉族知识分子所为。他开始怀疑之前的宽容的文化政策，不仅没有换来支持，反倒出现更多异议者。这一对局势变化的判断，成为乾隆中后期大兴文字狱，文网严密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乾隆二十年，也就是公元一七七五年，乾隆为了消灭朝廷的朋党，打击鄂尔泰的政治势力，故意将内阁大学士胡中藻在《坚磨生诗抄》中一句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摘出，认定为“浊”字加在“清”字上，居心叵测。并且严厉斥责众臣：“数年以来，并无一人参奏胡中藻，足见相习成风，牢不可破。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，正尔嚣风，效皇考之诛查查嗣庭！”胡中藻随后被斩首。广西巡抚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，在《塞上吟》一诗中称蒙古人为“胡儿”，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，诋毁同类，丧心病狂，下令自杀。鄂尔泰的政治势力倒塌，张廷玉派系随即也遭到清洗。

其后，不管是江苏东台诗人、原翰林院庶吉士，早已死去的徐骏在《一柱楼诗》中有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；“举杯忽见明天子，且把壶儿抛半边”，乾隆认为“清风”就是暗指清廷；“壶儿”就是“胡儿”，显然诽谤政府，嘲讽满清没文化，徐被剖棺戮尸，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指鹿为马的案件，还是之前消灭鄂尔泰大兴的“文字狱”，等等其实都说明清朝政府在思想领域的控制，不仅为了维护满族少数民族统治，内心极度惊恐自卑，更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皇权的专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这与明朝时期皇权和阁权相互制衡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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